以尧为代表的陶唐部族在翼城一带的古唐国点燃了人类早期的文明火花，经舜和夏、商两代，至西周初年，形成了具有显明地域特征的唐尧文化。
兴旺发达的制陶业点燃了人类进化的星火早在7000年前，翼城枣园人就开始从事制陶业。考古学家田建文在所著《翼城枣园文化遗址》中说：“枣园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中，以陶器最具有特色。制陶轻薄得体，高低大小适中，色泽古典朴素。”经过约3000年，尧的陶唐氏部落沿袭枣园人的制陶遗风，制陶工具和制陶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尧都砂锅”能流传4000余年至今，就是唐尧文明的光辉印记和历史的最好见证。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降大任在所著《山西史纲》中认为“尧称陶唐氏，与其善制陶器有关，陶之音亦读窑(烧陶器之窑)音，陶之古文作匐，中间的缶即陶器。陶、尧二字叠韵，陶唐二字双声，皆可通假，可以推断，陶唐之名都来自陶器”。
    制陶业的发明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人类由生吃食物到吃熟食的转变。陶器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储存食物的器皿和烹制食物的炊具，饮食习惯的改变必然加速人类的进化。
    色彩鲜明的龙崇拜张扬着古唐先民的进取豪情陶唐时期，龙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也是唐尧文化内涵的一大显著特色，关于古代的“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口吐长舌的特征看很像蛇；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相近。因而它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或者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一种鳄与蛇等爬行动物的复合体。这种崇拜龙的社会信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对大自然以及动物的敬畏，二是反映原始人类希望征服自然的进取豪情，彰显出开放和开拓精神。由于华夏民族崇拜龙，所以尧的身世无不与龙有关。传说有“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庆都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等。尧成为龙的化身，以龙为祖统。陶唐氏部族也以龙为族徽或图腾。尧的时代有“尚赤”现象，与赤龙崇拜有关，“帝尧为火德”，火即赤色，就是以赤色为德；尧生于丹陵，丹色即赤色，都是尚赤现象和赤龙崇拜的表现。
    尧始封于翼城，龙崇拜在翼城历史上有浓厚氛围，最典型的是“刘累艺龙”。尧的后裔刘累生于刘王沟村，善豢龙，拜董父后裔为师学习扰龙之技，学成后在龙艺村(今龙女村)养龙。后应召为夏帝孔甲养龙，被赐“御龙氏”，封唐侯，都于龙唐村(今云唐村)。翼城为龙的传人的故乡，翼城人向以不怕困苦、不甘落后、崇尚开放、勇于开拓进取而著称。
    影响深远的唐尧遗风兀显唐尧文化的博大精深  翼城各地有“守唐风”、“世守唐风”、“固守唐风”、“唐尧遗风”、“陶唐遗风”等众多门额，说明翼城人对唐尧遗风的尊崇。唐尧遗风是翼城民俗风情的精华，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唐风》即古唐地的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唐国的民俗风情。《唐风》中有一首《蟋蟀》，是众口称赞的好诗，它反映了古唐国人民十分勤劳但又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山有枢》反映古唐国人民有着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古唐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忧思深远，关心国事，这在《采苓》等诗歌中有很多表现。爱憎分明是古唐人的高尚品质，这是国民之灵魂，民族之脊梁，爝火不熄，传之久远，在今天的翼城大地仍处处闪烁着它的光辉。
    唐朝柳宗元在《晋问》中将唐尧遗风概括为俭啬、善让、好谋而成、和而不怒、忧思而畏祸、恬以愉。俭啬。意为节俭，而不是吝啬。是说古唐国人民“从不讲究吃住的风范”，不追求奢侈和豪华，一门心思发展生产。善让。即遇事能忍让，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尧有温恭克让之德，所以人民才善让，形成了“善让”的民风民俗。好谋而成。即忧思深远，眼光远大，能顾大局，识大体。凡事三思而后行，不急于求成，靠谋略而成事。和而不怒。即胸怀宽大，不感情用事，互谅互敬，和谐相处。忧思而畏祸。指既具有忧患意识，又能严格约束自己，不因行为不慎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祸患。古唐国人民有着不违失法度，不淫荡安逸，不过度享乐的风尚。恬以愉。意为淡泊宁静，以此为乐。
    唐尧遗风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古代传统道德的主要方面，折射了古唐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伦理追求。经过历代传承，不断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如今已经成为极具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翼城精神，即“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不甘落后，团结和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是鼓舞和激励人们不断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力量源泉，是全县人民自觉的行为准则。